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的历史发展清晰印证了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有力支撑。挖掘阐释好新疆发展所体现的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是着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时代要求，对于深入开展文化润疆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在新疆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在新疆突出表现为政治的连续演进，民族的连续交融，文化的不断演化，经济的持续交流。

在政治上，新疆地区自公元前60年西汉设置西域都护府以后，就一直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汉以后的历代中央王朝都继前朝之志将新疆视为中央管辖之下的领土，通过设官、册封等多种形式对新疆地区进行治理，从未间断。

新疆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早在先秦及秦汉时期，就有乌孙、月氏、匈奴、羌等民族活跃在天山南北的草原山谷之间，还有来自中原的汉人及广泛分布于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政权统治下的各族群活动。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柔然、高车、吐谷浑等民族的迁入，以及隋唐时期回纥、吐蕃等民族迁入，使新疆各民族交融的局面持续深化。辽宋夏金时期，契丹人进入西域，耶律大石统一西域，各民族在西辽政权的管辖下进入民族融合的高峰期。元明时期，蒙古、女真、汉等民族大量进出新疆地区，新疆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构成了一幅多民族融合的磅礴画卷。清代，随着清政府对新疆的统一与管理，汉、满、锡伯、达斡尔等民族西迁戍边、屯田，经过不断的迁徙，最终形成了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回、柯尔克孜等多民族定居新疆地区的局面。

先秦时期，新疆地区就已经有了农业和畜牧业两种主要的经济形态，且与中原地区保持着经济联系。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出土了距今5000多年来自华北地区的黍，罗布泊地区还出土了大量的毛织品。在距今3000年左右，彩陶器分布于和田、哈密、伊犁等地，表明新疆地区手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汉朝统一西域后开始大规模屯田、水利建设，带动农业迅速发展的同时，新疆的栽培技术和丰富物产也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原，尤其丝绸之路的开通，促成了新疆地区的经济活跃与繁盛。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龟兹、鄯善、高昌等地农业技术先进、水利管理规范，农业获得长足发展。北方游牧地区与中原地区人群的迁入，使新疆地区畜牧业得到进一步发展。隋唐时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在新疆东部地区得到广泛普及，畜牧业、手工业继续发展，商贾云集，丝绸之路空前繁盛。元代畏兀儿农学家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反映了新疆地区经济发展的新成就，元朝至元通行宝钞、明朝大明通行宝钞在新疆流通，表明通过贡市与互市，新疆地区与中原保持着密切经济联系。到清代，新疆屯田规模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清政府还在新疆设立大量官办牧场，土尔扈特部东归，锡伯、察哈尔蒙古西迁，使新疆畜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在新疆

隋唐时期是新疆地区文化创新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在吸纳中原纺织技术的基础上，西域人民创新制作出白叠布，还生产出涂料纸、彩画纸、染色纸等。各民族将中原伏羲女娲图创造性地以高鼻深目的胡人面貌予以表现，体现了文化创新，也反映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羌笛、胡琴、曲项琵琶、唢呐等在西域流行的乐器被创造性地融入中原乐理，与中原乐器融为一体。于阗画家尉迟乙僧以于阗画派“曹衣出水、屈铁盘丝”的描绘手法独树一帜，形成中国画造型用线的经典范式。

辽宋夏金时期的《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辞典》、元明时期的《十二木卡姆》经过创新性发展，都成为中华文化宝库的珍品。清代新疆地区流行的麦西热甫等增加了新的内容，焕发出新的活力。民歌“花儿”进入新疆后，经过200多年的演变，已具有鲜明地域特色。流行于中原的剪纸、年画等进入新疆后，受到各民族的喜爱，并创新发展出巴旦木、石榴花等新疆风格的新型剪纸图样。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在新疆

在中国古老的神话传说中，“昆仑”是“帝之下都、百神所在”。古人认为昆仑是万山之宗，是黄河之源，昆仑所在便是天下所至，这是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在神话传说中的体现。

统一性首先反映在政治上。从汉朝一直到近现代，中央政权对新疆地区都进行有效合法的管辖，新疆一直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特别是清代，以额敏和卓为代表的一批维吾尔族首领协助清朝中央政府统一、管理新疆，成为维护国家统一的英雄。张格尔叛乱发生后，新疆各族人民积极参加平叛。19世纪下半叶，沙俄及其所支持的阿古柏入侵新疆时，各民族同仇敌忾，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统一。

统一性还反映在经济上。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中原地区人群的大量迁入，先进的生产工具、耕作技术也随之传入新疆地区，加速着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新疆地区开始普遍种植水稻、养蚕缫丝、改制耧犁等。五代至辽宋夏金时期，西域各政权以朝贡为契机，与中原地区进行贸易，丰富了两地的经济交流。元朝在环绕天山南北的交通要道上设立驿站，“星罗棋布，脉络通通，朝令夕至，声闻必达”。清朝时期，随着清政府统一新疆，新疆地区被完全纳入统一的国家经济体系之中。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在新疆

新疆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就是人口迁徙的大通道，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人群在新疆交往交流交融，新疆表现出极强的包容性。季羡林先生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新疆作为各民族迁徙汇聚之地，为各民族相互包容、相互尊重创造了现实环境。

早在先秦及秦汉时期，新疆就存在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萨满教等信仰，其宗教包容性特质早已积淀。佛教、祆教传入后，新疆地区宗教的包容性更加彰显。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由中原传入新疆地区，随后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先后进入新疆地区，在外来宗教中国化的基础上，多种宗教并存始终是新疆宗教格局最大的特点。各种宗教互融汇通、融合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地区的先民将祆教与佛教相融，创造出“佛天”“佛神”，吐鲁番地区古墓中留下了佛教、道教共存的证据。霍城县阿力麻里古城遗址出土的景教墓碑上十字架、莲花座等图案，是景教与佛教相融的具体体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文化、游牧文化、佛教文化、犍陀罗艺术等进一步丰富了新疆地区的文化。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在新疆

张骞“凿空”西域以后，新疆地区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关键节点，通过丝绸之路，中原文化远播中亚、欧洲，欧洲、中亚的文化也传至中原地区。“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是丝路之上美美与共、和合共生的写照。

和平性还体现在历代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管辖与治理上。“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先贤圣哲们对武治与德治的思考，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血脉基因。不同于西方帝国，中国的历史特点是“内向凝聚”，中国历代王朝坚持“大一统”理念，对边疆少数民族提出“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采用灵活的治边之策，“因俗而治”。汉朝统一西域之前，西域处在匈奴的控制之下，匈奴在西域置“僮仆都尉”赋税诸国，使西域诸国“不堪命”，汉朝统一西域后，一改匈奴此前的劫掠之策，开展屯田、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施行“市无租、田无赋”的政策，为汉代西域的发展营造了一个和平环境。

（作者系昌吉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新疆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