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犁将军府

惠远钟鼓楼

清代的纪功碑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

　　清朝建立之初，便同当时控制天山南北各地军政事务的东察合台汗国进行联系，察合台汗后裔表示臣服，两地关系和睦。1680年，东察台汗国内讧，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卓（和卓，中亚和新疆对伊斯兰教“圣裔”的专称）引导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南下，推翻东察合台汗国。天山南北各地由此皆处在准噶尔部统治之下。

　　准噶尔原为清代卫拉特蒙古（一称“西蒙古”，明代称“瓦刺”）的一部，明末清初，其实力颇强，特别是吞并东察合台汗国后，其首领噶尔丹同清朝分庭抗礼，欲称霸于天山南北。清朝多次派兵讨伐。至1757年，平定了该部贵族阿睦尔撒纳叛乱后，清朝彻底平定了长期割据西北的准噶尔政权。公元1758年，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大、小和卓（大和卓波罗泥都、小和卓霍集占）叛乱。清朝举兵于第二年攻克天山南麓诸城，大、小和卓之乱一举平定。至此，清朝大体完成了天山南北各地之统一。

　　1759年后，清政府改称西域为“新疆”或“西域新疆”，开始在新疆各地设置官府，行使中央政府对天山南北各地的管辖权。1762年，设伊犁将军，官府驻地在惠远城，全疆各地军事事务则分设都统、参赞、办事、领队大臣管理。新疆与内地的军政体制基本一致，中国的统一局面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1771年8月底，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带着部众冲破沙皇俄国围追堵截，从伏尔加河流域东归祖国，是这一时期新疆各族人民维护国家统一的重大事件之一。土尔扈特部是中国卫拉特蒙古的一部分，它的归来受到清朝的热情欢迎。渥巴锡向当时的伊犁将军伊勒图献出其先世所受明朝永乐皇帝赐封的玉印。乾隆皇帝命令伊犁将军和乌什参赞大臣专门负责接待安置，又拨库银20万两帮助土尔扈特部购买牲畜及生产生活用品。同年9月，乾隆还于承德避暑山庄召见渥巴锡，对其率部东归行动表示赞赏，并封他为卓理克图汗，意“英勇汗”。乾隆还亲自撰写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块碑文以记此事。这两块碑文今天依然保存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普陀宗乘庙内。后来，这部分土尔扈特部分别被安置在裕勒都斯草原、和布克赛尔地区游牧，其后裔是今日新疆蒙古族的组成部分。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社会的重要分界，此后，新疆和祖国其他地区一样，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新疆各族人民也投入到反对外国入侵、反对分裂以及反对封建剥削压迫的斗争中，新疆同祖国的命运越来越密切。

　　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以后，清王朝日益衰弱，中国领土主权遭到帝国主义的践踏。位于祖国西北边陲的新疆更深受沙俄侵吞之害。沙皇俄国在完成对西伯利亚的扩张后，开始蚕食中国领土。1860年，沙俄乘英、法联军侵华攻占北京之机，借口调停有功迫使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中俄北京条约》，割去中国东北部1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1864年又利用军事和外交手段恫吓强迫清朝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侵占中国西部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851年，又签订了《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获得在新疆伊犁、塔城两地设立领事、通商免税和领事裁判等特权。1855年，沙俄驻中国塔城领事塔塔林诺夫为了强占塔城地区的雅尔噶图金矿，竟率领200余名侵略军，使用极残忍野蛮的手段，杀害中国各族矿工200余人。以安玉贤、徐天尧为首的塔城各族矿工奋起反抗，一举焚烧了沙俄在塔城的贸易圈，表现了各族人民不畏强暴、捍卫祖国主权的英雄气概。

　　就在沙俄不断侵吞中国新疆领土的同时，毗邻新疆的浩罕汗国（18世纪初乌兹别克人在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建立的封建汗国）也伺机吞并中国领土。1865年，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约1825—1877）挟持浩罕汗国首领张格尔后代布素鲁克公然进犯南疆，乘清军布防不严、兵力不足之机，先后侵占了天山南部诸地以及吐鲁番、迪化（今乌鲁木齐）等地，1870年建立所谓“哲德沙尔（七城）”汗国，对各族人民实行残酷奴役压迫，企图将中国富饶的国土据为已有。1871年，沙俄又借口伊犁农民起义和阿古柏势力威胁到俄国安全，公然出兵，侵占了中国西北重镇伊犁。中国西部疆域遭到大小列强的蹂躏，新疆面临被国外侵略势力瓜分的危险。

　　1875年，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受命于国家危难之中，就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事务。为了使西征之役大获全胜。他不仅制定了严密的进军路线和正确的战略战术，还储备粮草武器，整顿军风士气，进行周密的准备工作。1876年，左宗棠进驻肃州指挥作战。六月，清军七万余人在刘锦棠的直接率领下直插北疆，接连攻克乌鲁木齐、玛纳斯、吐鲁番等地。阿古柏走投无路，服毒自杀。随后，清军乘胜追击，挥师南下。又一连攻克焉耆、库尔勒、阿克苏、乌什、喀什、和田等南疆诸地。清军所到之处，得到了当地各族人民的协助和支持，到1877年底，清军已陆续收复了天山南部诸地，阿古柏在新疆建立的侵略政权覆没。之后，为了施加军事压力，尽快从沙俄手中收回伊犁，1880年，左宗棠不顾年老体衰，以68岁的高龄，亲临哈密大营指挥，誓与沙俄决一死战，极大鼓舞了士气。

　　阿古柏侵略政权的覆没为清军进一步收回伊犁创造了条件，1881年2月，清政府使臣曾纪泽（曾国藩之子）经过与沙俄艰苦的谈判，几经周折，双方签订《中俄伊犁条约》，中国以赔偿沙俄军费900万卢布（合500多万两白银）、允许俄商在新疆贸易不纳税、俄国在嘉峪关和吐鲁番设领事作为代价，议定次年沙俄军队撤出伊犁。1882年，被沙俄强行占领长达11年之久的伊犁终于回到祖国怀抱。

　　19世纪中后期新疆政治上的内忧外患明显地暴露了该地区社会弊病和军政管理方面的漏洞，特别是军府制（就其实质而言是管军政而不管民政，民政多由本地王公伯克管理）和维吾尔地区实行的带有浓厚的封建农奴制残余的伯克制度严重阻碍了新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1884年，清政府宣布新疆建省，刘锦棠被任命为首任新疆巡抚，仍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事宜。刘锦棠就任后，将迪化直隶州升为府，新疆军政中心由伊犁移到乌鲁木齐。随即调整配置各地军政机构官员，伊犁将军不再总统全疆军政事务之责，驻军制度与内地各省基本一致。民政方面取消伯克制度，行政建制省以下有道、府、州、县诸级。至清末1909年，新疆省行政建制下辖4道，道以下共隶有6府、10厅、3州、21个县或分县。新疆省的建立使新疆行政建制与内地趋于一致，从而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

　　清朝对新疆的治理，从其规模和范围看皆远胜从前历代，社会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始于清朝初年的以筹集军粮为主旨的驻军屯垦事务，到了清朝统一天山南北各地之后，得到进一步发展，以“兵（驻兵）屯、回（维吾尔）屯、民（农民）屯、旗（满族）屯、犯（罪犯）屯”等多种屯田形式开发农业。这不仅使新疆农业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为近代乃至现代农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还增强了清政府对西北边陲的军政管理能力，巩固了清朝对天山南北各地的统治。

　　由于平定准噶尔的战争及新疆统一后社会相对的安定，内地居民大批入疆，其中有派遣镇戌边疆的军队，也有由政府招募移民实边的老百姓。据统计，这一时期新疆人口发展速度和增长率俱高于同期全国水平。清代新疆移民及人口的增长有益于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

　　新疆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开发利用历史悠久。清朝统一新疆后，将对金、铜、铁、玉石、煤等矿产的开采纳入官方管理范围内，进行有计划控制，无论开采规模和效益都有很大提高，新疆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从此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各项文化教育事业在清朝统一新疆后也有一定程度进步，由于政府的倡导，各地积极兴办义塾，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仿内地建置，设立学官，推行科举。20世纪初，清朝政府推行所谓“新政”，废除科举，兴学堂，乌鲁木齐、伊犁等地出现首批新兴学堂，一些青年被选派出国留学，这些新事物的出现有益于新疆文化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