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赫定与丝绸之路
时间:2014-10-11 | 来源:西域都护府社区 | 作者:
  丝绸之路的历史兴衰

  到新的千年了,因为西部大开发,中国的大西北重又获得重视,汉唐时的辉煌有望再现,令人想起中亚商路在宋元以前畅通无阻时大西北的繁荣兴盛。

  广袤的中亚细亚在千年以前曾经有全球唯一最繁忙的贸易流贯穿其全境,沟通太平洋西岸的中国与地中海东岸国家之间的商业交流,其作用和地位远远凌驾于今日欧洲与北美之间的交流之上。正是这种商业交流,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给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带来了千年繁荣。 使用丝路的,大多是商人,他们的首要目的或者唯一目的是发财。他们不是为友谊而往来。但是人作为特定文化的载体,在相互接触交流中就把各自的文化印记留在了异邦,从而促进了文化交流。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文化意义极为深远,但是他并非为传播伊比利亚的文化而在1492年10月22日到达加勒比海群岛,而是为了找到直接通向中国的商路,以免波斯人的中间盘剥。新大陆的贵金属大量流入西班牙和葡萄牙,再转手到其他欧洲国家,给工业革命提供了资本原始积累,但是也种下了通货膨胀的祸根。至于伊比利亚文化借助暴力在拉丁美洲的传播以及印第安文明给欧洲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影响,都是这一过程的伴随物。因此西方学术界对1492年开始的征服新大陆有全面的兴趣,其中有经济史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文化学家。而在中国,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有兴趣的主要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文化学家,甚少经济学家。

  不过我也得承认,除西北一些学者,中国经济学界对丝绸之路的认识,因为沿海的发达和因为西部的欠发达而很不够,甚至还不如古代的少数智者。清朝以来面对列强在我国沿海瓜分势力范围,在西藏和新疆也虎视眈眈觊觎我国领土,无锡籍的历史学家顾祖禹清楚地认识到丝路贯穿的大西北对中国的战略意义:“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三十年代在吐鲁番任县长的曾问吾,在其力作《中国经营西域史》中明确指出,我国无帕米尔,则无疏勒(今喀什);无疏勒则无新疆。牵一发足以动全身,足见其地关系边防之大。

  但是我们也无法否认,宋元以降,丝路闭塞,大西北的经济和战略地位大大下降,丝绸之路被漫漫戈壁黄沙埋入了历史的深处。晚清王朝的积弱,给居心叵测的英俄帝国主义者在西藏和新疆的阴谋活动造成了机会。辛亥革命后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国阴谋家的唆使怂恿下,一度企图将西藏从中国的版图中分裂出来,至今后患犹存。而在上世纪末,新疆伊犁的大片国土被沙俄攫夺而去。辛亥革命后英俄又在新疆勾心斗角。若不是在新疆主政的杨增新、金树人、盛世才等基本效忠中央政府(他们也利用交通不便争取和维持一定程度的自治),而且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与华友好,东土耳其斯坦民族分离主义份子的阴谋或许会有所得逞。若非如此,英帝在新疆重温西藏旧梦的企图也有可能实现。

  国外学者与丝绸之路

  在国外,对中亚这片辽阔、荒凉而封闭的土地感兴趣的人也不在少数。他们中大多是严肃认真的学者,如在国际上首次使用“丝绸之路”这一名词的德国地理学家、曾任柏林大学校长的李希霍芬等,也有德国和美国、日本的文化盗贼勒科克、华尔纳和野村荣三郎之类。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普热瓦尔斯基、华尔纳、大谷光瑞、桔瑞超等皆以在交通条件恶劣、自然条件严酷的中亚考察探险而出名。古代三大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和埃及文明交汇的唯一地方就是中亚,而这一带人烟稀少,交通困难,自然恶劣,令外人难以进入。正因为如此,到上世纪末,中亚才开始成为一个吸引更富雄心的探险家的神秘的文明宝库。

  旅日华人作家陈舜臣曾在其《新西游记》里转引野村荣三郎1908年12月1日日记,看过德国人掠夺后的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连也是来盗取文物的野村也发火了:“据当地人说,欧洲人拿走了最好的壁画,对不好的壁画就故意加以破坏。……这些以文明国的学者自任的欧洲人把世界的至宝据为己有的心理,应该说比盗贼还要卑劣。……雇工五人,去了四十七座洞窟,剥取稍堪观赏的壁画七幅,得佛像七尊”。鉴于勒科克、华尔纳及野村荣三郎盗揭敦煌壁画等文物手段之卑劣,斯坦因和伯希和蒙骗王圆禄道士而攫取大量的敦煌出土文书,日本探险家在中日交战前到中国腹地探察有为军国主义者向中国武力扩张探路之嫌,再加上中国一度恐外、排外,因此有许多出版物不分青红皂白把这些探险家一概斥为文化强盗。 这样的说法是不公正的。至少这对北欧国家瑞典的中亚探险家斯文·赫定不公正。

  笔者曾经仔细阅读过英国女作家安·默斯基的《斯坦因:考古与探险》,斯坦因本人的《沙埋和阗废墟记》以及桔瑞超的《中亚探险》(新疆人民出版社和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默氏的作品中文版第267-273页明白显示,斯坦因采用蒙骗和非法的手段,从王道士处拿到许多珍贵的敦煌文书,而斯坦因本人在这一过程中也明白自己的行动不是合法的。王道士因向斯坦因、伯希和出卖部分文书而背上骂名。国内有人骂王道士为千古罪人,好象是王道士是贪财享乐之徒。实际上王道士并非贪财之人,他出卖文书首先是为了筹款修庙,更重要的是几乎文盲而随左大帅赴边的行伍出身的王道士并不了解他偶然发现的藏经洞里这些文书的文史考古价值。如果不是王圆禄,而是同样文盲愚昧的李圆禄或董圆禄在那个时空点上控制莫高窟,恐怕那些文书还是会在手段高明的骗子哄骗下被廉价卖出的。就是现在,国宝级的文物,还不是照样在被贪财而愚昧的国内贩子廉价卖给境外的不法商人而流失吗?这责任与其在王道士头上,不如说是在斯坦因和伯希和这类文化强盗的头上。斯坦因对王道士的评价倒不失为公允:他“清楚地表明他几乎不在自身和个人兴趣上花一分钱,然而他慈善的认捐额和他的帐目值得夸耀地制作出来了……”。对王道士的评价不是本文的兴趣所在。我们还是回到主题上来。

  在桔瑞超的《中亚探险》中,日本教授金子民雄的前言说,“英国为了能够对新疆采取迅速的军事行动,开拓了(从印度到新疆的)纯粹的军用道路,……这年1月缔结了日英同盟,光瑞通过皇室的关系获得了由此通过的特别许可……1907年日本参谋本部的日野强少佐从伊犁到喀什,要求允许通过这条道路前往印度,……”。由此联想到三十年代范长江在河套地区观察到日本人对内蒙古德王的策反和对交通线路的测绘,甚至在内蒙与新疆交界处的额济纳降落日本飞机、有日本军人去联络蒙古王爷;联想至此,日本人在列强逐鹿的中亚三番五次地出现,其动机引起国人的怀疑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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