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掩埋的珍宝
时间:2014-09-12 | 来源:新疆经济报 | 作者:

  在库车文管所有几件珍贵的文物无法一睹其庐山真面目。他们早已被劫掠海外充实起外人的宝库了。

  焉耆--龟兹文写本:是作于公元5世纪用焉耆龟兹文写成的古书。最初这个珍奇的文书是由当地的一群觅宝者决定在古丝绸之路北路上的天山之南靠近库车附近的一个圆顶形的神秘高塔里进行挖掘时无意中被发现的。

  在一座塔的内部,这些觅宝者发现有一间很大的房子,在房子中间堆积着大量古旧的纸片。他们尽管为没有找到所希望的宝物而感到失望,但他们却极有商业头脑地把其中一些纸片装在篮子里,带给当地的一个穆斯林鉴赏家去研究。这个鉴赏家是一位哈吉(曾经朝拜过麦加的伊斯兰教徒就叫做哈吉),名叫古兰·阔迪,尽管他检查了两天之后仍认不出其中的任何一个字,但他还是买了些。他无法拒绝纸片上那些古老的诱惑以及背后可能蕴涵的经济价值。

  与此同时,鲍威尔以狩猎队为幌子正在进行秘密的测量工作。他本人沿着古丝绸之路向前探寻,最后到达了天山以南的绿洲库车。在这里他听说古兰·阔迪哈吉卖过一些手写原稿。手稿是写在桦树皮上的,他买了其中的51页,并把它发送到加尔各答的孟加拉亚洲学会。最初,人们对于写在桦树皮上面的文字感到晦涩难懂。然而后来被一个英--德东方学者奥古斯塔斯·鲁道夫·赫伦勒博士(Dr.Augustus Rudolf Hoernle)辨认出来了。这些用婆罗门字母书写的梵文书稿,一共是7种截然不同的文本,也是不全的文本。手稿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医药和巫术方面的东西。这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手写作品之一。它比在印度所发现的任何一样东西都要古老。只是由于就气候而论可以与埃及相比的塔克拉玛干地区的极度干燥,才使得它能保存至今。赫伦勒博士很好地总结了这些发现的重要意义,他说:“鲍威尔对原稿的发现以及原稿在加尔各答的公开发行,是对东土耳其斯坦考古学的探索上,开始了一个完全现代化的运动。”另外一个学者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上发表文章时,带着夸张的口气说,鲍威尔中尉发现手稿和赫伦勒公布手稿,使得“科学的欧洲在这个区域内开始了更进一步的古物追求。”

  与此同时,古兰·阔迪哈吉从觅宝者手中得来的一些库车手写原稿,也经由曲折的道路,落入赫伦勒的手中。在鲍威尔从哈吉手里买到手稿以后,哈吉把剩下来的一古脑儿都送给了他在叶尔羌的兄弟。第二年,他的兄弟越过喀喇昆仑,又把这些东西带到列城,在那里其中有一些手写原稿被一个名叫韦伯的摩拉维亚教派的信徒所获得,此人又把这些东西给了赫伦勒。命运就是如此充满了机缘,赫伦勒博士恐怕至死都得赞叹这些鬼使神差的机运带给了他引以为豪的荣耀。

  哈吉的兄弟又把剩下的手稿带往印度,放在他那里的一个朋友家达4年之久。在他第二次访问印度时,又把这些手稿带回喀什,送给当地的英国代表乔治·麦卡纳(George Macartney)。麦卡纳又一次使它们越过喀喇昆仑--这是第三次把它们送回印度的西姆拉。在这里,又被转送给在加尔各答的赫伦勒。就这样,在公元1896年,即在废弃的“印度塔”中发现手稿以后又过了7年,哈吉原来所购存的与此有关的三部分收集品--现今学者把它们叫做鲍威尔、韦伯和麦卡纳手写原稿--终于又汇集在一起了。

  自此以后,库车的黄土下掩埋珍宝的传说也就在整个中亚传了开去,甚至引起了整个塔克拉玛干地区的屡次地毯式搜寻,无数致力于考古学术研究的学者或是探险家闻风而来,大有无私奉献自己的精力乃至生命在异国历史珍宝的搜寻中的精神。只是他们对这些古物的借用未免耗时过长,也大有违他们开始借探险猎奇维护古老文明为名,进入中国领土的初衷。

  舍利盒:唐代的遗物,照片资料上显示这个盒子是木质的,身为圆柱体,盒盖成顶尖形,盒高31厘米,直径37.7厘米,体外贴敷一层粗麻布,用白色打底,绘有图像,盒盖上有四个用连珠纹组成的环状图形,中间绘有“有翼童子”4人,分别执奏筚篥、竖箜篌、琵琶和一个尚难辨认的弹拨乐器。盒身周围绘有一组形象十分生动的乐舞图,共有人物21个。其中7人为戴假面具的舞者,6人为演奏者,分为击大鼓者、弹竖箜篌者、弹凤首箜篌者、吹排箫者、击鼓者和击娄鼓者、吹铜角者。做工精细,华贵典雅。然而这个贵重异常的舍利盒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被日本净土宗的领导者大谷光瑞所率领的探险队从昭怙厘寺发掘盗走,现存日本东京,由私人收藏。

  发起日本在中国所有三次远征的大古伯爵对净土宗的忠诚并不仅仅停留在一生早晚祈祷,恪守超尘出世教士的礼仪规矩上。他的宗教职务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在他回国接受主教这一神职之前,曾用很大一部分时间到欧洲和别的地方旅行,这养成了他四海为家的某些习惯。更何况他还是皇家地理学会的会员,没有成为该学会的主席真是让人遗憾。

  在他担负着宗教上神圣任务的时候,他对地理知识存有着浓厚的兴趣和不会轻易放弃的激情,这一点从他由昭怙厘寺所带走的舍利盒就可看出端倪。他不仅以此表明了自己对中亚地理历史文化的“痴迷”,还充分验证了自己在发掘走私古物上的实际能力,当然还毫不费力地证实了自己对净土神宗的虔诚,舍利盒的护送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得到的--并且能够不进行官方的交涉,充分表现出他的政治天赋。

  诚然,经过长时间在欧洲的接触,已经养成了他对地理的癖好,希望在这个领域里能成为与斯文·赫定、斯坦因等齐名的名家。后来,远征的费用使他濒临破产,迫使他卖掉他的别墅,并分散了他的一些珍宝。但是,正如彼得·霍普科克评价:“除非日本人披露他的秘密档案,或者大谷的家属愿意告诉我们有关他的一切,否则,大谷对于中亚细亚的真正意图,就将永远是一个秘密。”(《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第195页)但是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舍利盒确实被他盗走,至今尚未归还。

  暂不谈对他这一行为的价值判断,我们的先祖留给我们尘封在黄沙之下的宝贝被他拿走已经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客观认知了。而我们没有实施对舍利盒率先开掘的权利而让人捷足先登,将使我们在要回舍利盒的未来谈判中居于情感上的劣势--即便出土舍利盒的土地是我们的国土,也不能掩盖我们未善尽守护职责的事实。我们只能对着空留位置摆放照片资料的玻璃橱窗大诉委屈。

  从库车文管所出来看到与它遥遥垂直呼应过去的知县府衙俨然已是一座危楼了,虽不至摇摇欲坠,但门前的巨木扶持,土石支撑以及游客回避的明显标示都在显示它的垂垂老矣,盛年不再。

  我在揣摩最后一个离开知县府衙的人的心情,他如何合上最后一扇门,掩上最后一扇窗?不胜搅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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